清代日本画值钱吗？
从十七世纪日本“兰学”的形成开始，日本学者就比中国学者早一步地了解到欧洲人的中国观：中国是个文物鼎盛的“礼仪之邦”，而日本则“未入有礼教之国”。这种心理上的反差促使十九世纪后期的日本“脱亚入欧”，迅速地追赶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化水平，也使这些日本人产生了扬己抑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以后，从政府要人到草野匹夫都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开始轻视起来。
这种文化自卑感与民族优越感的交互作用促成了日本中国学的一味崇尚唐代、蔑视中国宋代（尤其明清）文化的特色。这种特征在书法和绘画史上尤为明显。例如，明治末年的史学家本多利一就在《东洋史讲义》中公然提出：中国唐代以后的文化在日本已经没有研究的价值。正冈子规在1902年就曾经把中国的明清绘画斥为“恶作”。日本民艺家柳宗悦于1936年在《工艺文化论》中也把中国清代视为“手工艺的退化期”。明治初期，一些日本画家曾经远涉重洋到欧洲去学艺。1907年，当这些画家归国后组织了一个美术团体——日本美术院，其院规中竟然明确规定“不取支那（即中国）、日本文人画”。1909年日本美术协会把从日本初传到中国的“唐绘”作品列为“日本美术”与日本自古以来的“大和绘”作品一同展出，公开宣扬中日文化的“祖裔”关系。这些事件和论说是日本的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学风形成的文化心理背景。这种崇尚唐代、蔑视宋代的风气也给包括日本社会在内的东亚社会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中国绘画史开始于唐代而终结于宋代”的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
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绘画的历史研究也存在着这样的缺陷。这导致了当代很多日本藏家对于收藏、研究日本初传到中国的“唐绘”（日本式样的“中国画”）有相当高的热情和水平，但是对于其传入中国以降的一千三百多年的中国宋代以后的绘画作品则缺乏收藏、研究的兴趣和能力。这种日本的中国绘画研究的学术水平与中国本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而且，日本的这种学术研究的“自缚其足”极大地束缚了日本学者的学术视野，使很多日本收藏者与研究者对于中国宋元以后的绘画常常在鉴定真伪时“失准”、在学术品位“失据”。例如，日本不少美术史家对于明清绘画作品常常是“不著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