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没有王大昌老师？
《最后的教员民国时期的乡村私塾》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七十年前，有个乡下孩子在乡下教书。他教孩子们识字。念‘一二三四五六七’，有的孩子数到‘十五’就不会数了。这个孩子就想，十几个月以后，孩子们的数学水平都应该很不错了，就把十几个数字写下来，让孩子们一个个数。还是有的孩子会数，但有的还是不会，他就开小灶单独点拨。这孩子就是后来的数学家陈省身。童年时代的陈省身算术学习很糟糕，但他自己并不气馁。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后转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潜心研究数学。1946年陈省身回到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致力数学教材的编撰。1950年之后，陈省身一直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主任，1994年，他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国院士。1996年，清华大学为他颁发的‘仁诚勇毅’金质奖章的背面，用汉、英两种文字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最后一名教员，启蒙祖国一代英才。’”
其实，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
1936年冬天，陈省身接受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教育研究所的聘任，担任大学师范学院史地教育系史地组主任。到职后，陈省身对史地组的情形略作了解，发现教师中不少是大学刚毕业生，学问未深，且教学未见得认真。陈省身心想：国立中央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大学，全国仅此一所。既然是大学，就得教大学的东西，不能是中学水平。但看这些教师的样子，也未必有这个志气。
一天，陈省身给史地组各门课的老师布置了作业，让每个教师出一套考卷。结果，只有任教高等中学历史的翁文渊老师和任过小学教师的方药雨水文老师各出了一份考卷。其他几位刚刚走上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交的白卷。这份试卷考的是中学历史知识。翁文渊和方药雨两位老师看到试题时，都很吃惊，感觉出题难度很大，试题所涉及的资料多是近世的东西，非一般的中学课本所能涉及。看到试题的两老师慌了手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做些答卷。考完之后，他们私下议论：这个陈省身真狂，谁是他的弟子？将来一定要让他看看我们的本事。考试结果公布，史地组只有翁文渊老师及格。其他老师均不及格。
陈省身也感觉出了个别老师的闲散态度。他找任课老师谈话：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不同，教学内容有专门性，不能用讲故事的方法上课，要学生动脑筋思考，要他们注重书本知识，而不是单纯记诵。但有一线教师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具名上任，工资由民国教育部发，和大学的关联并不大。
陈省身三番五次地做思想动员，但效果不大。他们心中认为：教小学生还不如在小学任教。于是，这些教师便以种种理由连续请假，最后集体要求解除聘任合同。陈省身愤而批道：“辞职者除享受假期外，不发给薪水。此风不可长！”史地组终于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