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叶多少文钱？
清初对茶叶的收购，各地并不一致，湖北最初是每斤定价20文，此后每年每斤增加了1～2文，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为37文，三十八年涨到55文。四川在康熙十五年前茶叶收购价15文，此后每年略为增加，康熙三十五年后涨到59文。安徽在康熙十五年前收购价为每斤40文，此后每年增加数文至10文，康熙二十九年后涨到130文。江西、湖南也大致相近。
清初每斤所赚的茶引银较茶价高得多，茶商很愿意赴京请领，再至湖北、四川、安徽等地贩茶出卖。康熙初年山西富商王相国曾一次请买价值4万两的茶叶。茶商所贩之茶，多是发往边茶市场。为了鼓励商人领贩茶叶，清政府还规定茶商贩运销完后的茶叶包装箱、篓等容器，可到当地官府报销成本价的一半。
这样，清初的茶叶贸易比较发达，湖北、四川、安徽等地的茶叶生产、收购都较前增加。但是，领卖茶引的商人，虽然每支茶引仅交银2分，却把这笔盈利加在收购茶斤上。在湖北、四川等省都出现“小民熬茶，获利甚微”、“茶商收买价值大减”、“贫民失业”的情况，“茶引日多，茶少”亦愈益突出。康熙中期以后，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因赋税逐年增长而渐趋增加，为了满足国家和宫廷大内日常及非正常开支，在财政上出现了“入多赋轻，出多费重”的情况，为了充裕国家和宫廷经费，清政府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起，在边茶引银之外，又增收内地茶叶税银。
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安徽、河南、河北、浙江、山西等省又先后开始征课茶税。自此，除了湖北省境内汉口的茶斤仍然照边引税率，每引纳银一分五厘外，其余引税一律由一分加至二分。此外，在各省茶叶产地设立茶务衙门征收茶课。茶务衙门的课税分内课、外课，内课为正项，系上交户部、工部之课银;外课为各省督抚衙门征收的协饷，解交内务府和各省织造局使用。茶务衙门所征课税数额很大，如湖北每年征收20万两，四川16万两，安徽18万两。为了保证朝廷和地方政府及宫廷大内的财政收入，康熙三十九年对茶引征收重税。1692年，每张茶引征银2分;1695年，每签茶引(360张)征收4两2钱;1696年增至6两7钱5分;1701年又增至48两;1703年增至96两，后又增至192两，折每张茶引为5钱3分3厘，引税额上涨至原来的200多倍。
这样沉重的赋税全部转嫁在茶叶斤价上，致使茶斤收购价格迅猛上涨。茶商“引所值过于茶价”，所贩之茶非赔本出售无法全部脱手，因此请领茶引者日益稀少，茶叶贸易日渐窘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清政府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五十一年(1712年)这12年时间，先后4次对茶引实行宽限、截还、借领，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茶引销欠和“无商领贩，引斤日积”仍然十分严重。由于茶引征课很重，茶斤价日贵，无商领引贩茶，引课也日见短少。为维持大内茶斤的供应和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被迫对茶叶征课政策作一些调整。首先，以“恐茶引稽缓致边外缺乏应用”之理由，对各省宽限还引，并借给茶引。
由于各省茶引悬欠过多，清政府规定以借引8千支为限。在康熙五十一年(1703年)的最后一次宽限借领后，借领各省的茶引仍为60多万张，加上原有旧欠数额，旧欠茶引累计达280余万支之多。这些欠引茶商无力再领新引以旧换新，积引愈多，也无力再偿旧引和缴纳欠的课银，被官府所拘捕的茶商也络绎不绝，全国的茶叶贸易也完全陷入严重困境。为了挽救茶务困境，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康熙五十二年将每签茶引的折价由192两降至48两，五十四年再降为12两;同时还借给各省茶引以优待茶商;对各省悬欠引课也作变通处理。在这些措施实施后，茶引的悬欠数有所减少，茶引课也有所增长，全国茶叶贸易也开始逐渐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