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九年造壹圆多少价？
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关吉玉为财政部会计长（相当现今的财政部长），主管全国财政大权。当时正是军费最吃紧的时候，他采取一系列办法充实国库，例如将内务部的田赋征解经费、海关的盈余、铁路的利润等项收入划拨入财政部帐，还将盐税和烟草税收人权收回，归财政部支配。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大大缓解了一直困扰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 为了稳定货币，关吉玉还大力推行法币政策。所谓“法币”就是指以法典为依据发行的币制，其内容包括发行方法和流通原则两个方面。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在实行金本位制度，因此关氏提出的法币政策实际上就是严禁白银出境和对外借款。在这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由于国民政府的强制力量而得以实现。
虽然这一政策造成了外国汇兑市场上的中国货币供应量减少从而提升了本国货币的地位，但同时也使进出口贸易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北、华南地区相继沦陷，资源被日本所掠夺，导致我国西部及北方许多矿产无法输入内地，商品供给减少，物价飞涨。这对本就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是雪上加霜。
到了抗战末期，随着日军逐渐崩溃，国民政府为筹募战费和支付公粮，于1945底颁布了《银钞兼用令》，规定银钱仍可自由买卖，价格由市场定；同时规定法币与银元的兑换关系为1比300。这种有银无价的“银钞兼用”制度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恶化，到1946年初，法币已贬值至原值的万亿分之一，而银元的价值则提高了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高达3.7亿元人民币。面对这种困境，关吉玉不得不再次出面挽救时局。
1946年底，关吉玉提出并实施了“国币准备金”制度，即各省、市每年须将所缴税款的一定比例上缴中央，作为发钞的准备；各商业银行每年须将存款总额的5%交付中央，作为发行凭证。通过这种方式，关吉玉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实现了“以钞易银”的目的。然而，这种通过增加发行量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犹如饮鸩止渴，只能暂时缓堵财政亏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关吉玉于1948年底去世后，这笔沉重的债务最终落在国民政府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