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王国贤多少一副？
“中国书坛，五百年来一人” ，这是当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朱关田先生评价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一句名言。 然而，在清中晚期后，出现了“碑学”之潮，许多人对董其昌的书法风格不屑一顾。甚至有人提出，“自唐柳公权以后，中国书法没再有进步”“清代书法超越明朝”等观点。 这些观点的出现，与两位大家有关——包世臣和康有为。
包世臣（1776-1854）是清代徽商出身的一个文人。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学欧阳询，行书学王羲之，草书学孙过庭，写得非常好，人称“包神仙”。 包世臣主张学习颜真卿、欧阳询的书体，来挺拔中国的汉字，纠正清中期以来写的字体越来越纤瘦的毛病；同时他提倡练习草书，理由是草书流畅多变，可以练达笔墨之间的节奏感。因此他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他在批评董其昌的笔法时，也指出董其昌的字有取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痕迹，而且用笔细腻，不够雄强，所以达不到魏晋风度。 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890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附设的艺学科，开启了官方培养西画人才之先河。此后，各种新式学堂林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也给中华民族一个警钟，自强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寻求变革，包括变法图强。
康有为（1858—1927）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广州人，早年屡试不第，后来受张之洞召荐入京，供职京师大学堂。 他提倡学习颜真卿的楷书，王羲之的行草，目的是强健中华书体的筋骨，以抵御外辱。他推崇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指责宋朝苏轼、米芾之后的中国书法“无刚劲之气”，“不能立于世界之巅”，还认为清朝的书法家只学得董其昌的一点皮毛，并没有真正领会董其昌书风的精髓。他自称得董其昌笔意，并以此自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