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子军勇仁智多吗？
1935年6月，中国童子军的总人数为20多万。经过几年努力，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6月底，全国童子军的人数已经发展到48万余（相当于国民革命军兵力的十分之一）、基层分社3.02万个，是国民党政府最得力的群众组织之一。 然而到了1943 年，这个庞大的青年组织却走向衰落，最后于1946年被正式撤销。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极力拉拢和利用童子军，使这支爱国武装力量蒙受严重政治危机。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战场上的需要，国民政府明令童子军编入部队，统一指挥，并授予战旗，参加战斗。但日本侵略者很清楚，单纯的军事打击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基础的国家来说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他们非常注重对中国人心理优势的摧毁，把争取民众看作是“制胜的要诀”。 为了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从1938年至1941年，日军先后策动和收买中国投敌伪军约24万人，并在其控制区内建立了不少傀儡政权。对于不愿做汉奸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他们则通过政治诱降和特务活动对其进行分化瓦解。 在这些对日斗争方式中，日军很注意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童子军的力量以实施分化。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驻山西司令部就派遣大批特工人员混入晋绥地区大肆进行间谍活动和反共宣传，并将一批批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操纵的假八路军和新四军“扫荡”，矛头直指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对此，中共晋绥分局和山西新军立即部署反击，揭穿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942年初，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又指令第二十三军发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冀鲁豫平原上疯狂“扫荡”，试图切断我党与华北人民之间的联系的纽带。面对猖獗的敌人，我八路军采取远近结合、轻重武器相结合的方法给予痛击。这次战斗中，我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旅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给日军以其队形密集而善于突袭的陆军特点，打得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日军虽然屡遭败绩，但在政治诱降方面却是颇费心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以及边区政府和地方势力发出邀请，鼓吹“亲善合作”“共同防共”；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伪军头子殷汝耕等人也在燕京大学教授李书诚的陪同下，飞抵延安进行所谓“和平会谈”，妄图以金钱买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而收买人心、吞并抗战力量。
面对日伪挑起的这场严峻考验，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他们在揭露和批判顽固派对日妥协卖国的同时，也严厉驳斥了日伪企图分化抗日力量的险恶用心，从而维护了自己团结爱国的共同形象。这从根本上说正是得益于童军的严格组织和训练，使其成员能够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在与日伪斗争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内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和派系，童军代表张治中的政治前途出现重大转折。随着国民党在内战的失利和大陆政权的丧失，原童子军领袖张治中之父张祖训因被指控为“共谍”遭到囚禁，张治中也由国民党的败将沦为“逃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