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国二年的袁世凯银币吗？
1912年10月，袁世凯宣布改制，以中华民国元年的时间为例，民国元年有宣统三年庚子、宣统四年壬子、宣统三年辛亥，故有“中华民国二年”的记载。
由于袁世凯玩弄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拉拢一部分人，一方面为了欺骗民众，称：“国民既敢弃暗投明，政府当勉从民意”；“确定国体，是为重大之责任，不能丝毫浮议”，宣布“继续清帝延命，以待外国之承认”，以缓民愤，使部分反对清室和拒绝帝制的民主派人物，接受了他的“面子”，实际上暗渡陈仓，以保持清帝继续存在来破坏民主共和。
1912年10月30日，袁世凯指使其秘书、文牍长陈汉第伪造“国民公意”，并指使都督唐乃扬电叙“国民公意”，要各省都督反对参议院制定约法，“力避牵制”。11月1日，各省都督唐乃扬、倪嗣冲等13人联名提出电文支持陈汉第，以“非先削去议政机关”，即解散参议院为先决条件，来反对、破坏约法。12月3日，袁世凯在天津与英国领事菲奇秘密会谈，出卖路权。
在封建军阀的威胁利诱和美国的“门罗主义”、“大陆政策”的影响下，1913年2月1日，袁世凯终于跳出来“承认”护国运动，“保护国家”，将士兵调回原镇，而士兵“自愿”奔赴战场，“为国捐躯”，以阻碍南方护国军的北伐之举。
3月15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买上海《时报》等报，大量刊登吹嘘“善后之善”、“非常正当”的政府“大政决”，来掩盖其出卖国民、压制“党禁”、破坏民主的阴私目的。4月9日，袁世凯又派兵入卫北京，借“保卫京师”之名，行“垄断军民”之实。
1913年4月22日，袁又令张镇芳为河南都督，代替赵倜。5月5日改授冯国璋为江鄂巡阅使，张勋为河北镇威警备司令。5月6日，委曹汝霖为交通总长，次晨又改任钱能训。
据徐世昌在《翰苑随笔》中回忆：当日本人为张大本山海关防务与袁政府交涉时，“项城极口讥弹，谓：‘我国与日本提携之际，即以此等为牺牲，亦所不惜。’语甚激楚”。（见《上海报纸》1913年5月7日）其出卖国家主权，毫无惜财苟安之意。
1913年5月16日，袁政府再派第三十三师团驻天津黄村及卢沟桥，“联络附近军警，拱卫京畿”。21日驻关津的第三十三师团到达秦皇岛。22日第三十师团也开赴天津。26日，第三十五师团也开到上海。袁政府动员大量军队包围、企图消灭党人领导下的上海商团。5月28日，直隶提督张怀芝被袁政府命令所部开赴北京。此后，张怀芝又奉令所部分驻京郊，张勋率独立旅进京，冯国璋率领军舰进至扬州江面，段祺瑞、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曹锟、张敬尧、张景利、何勋、李长泰、王怀庆、陈贵言、马继增、冯锡琨等都部署军警，进迫武汉，杨禁世、金永昌、邓谷祥、马济、蒋鸿逵、胡景翼等都先后被袁世凯收买、利用，成为袁政府的爪牙。
价值800万的1907年袁世凯肖像币
内容：1907年，法国艺术家保罗·杜比耶尔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的委托，专为袁世凯勾勒画像，历时大半月方成，整个画像展现了袁世凯称帝前的丰采。为此，袁克文付给杜比耶尔高达1万法郎的画像报酬，相当于现在的800万元人民币。
但遗憾的是，此幅堪称一流艺术珍品的《袁世凯画像》至今未见发表，有关文献中也找不到有关记载。
1912年5月15日，《新民报》刊登了一封“卖画启事”：“为生活起见，有袁大头像（即袁世凯正面像）木刻一张，红印未上，尚有光洁，若购去印好，共有三百二十张，售价每分（张）一角，免邮费。……”署名：卖画生吴良。从《卖画启事》可知：第一，此像系木刻并非绘撰；第二，印未上笺，故曰“红印未上”。
1914年“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天津总商会刻有袁世凯像银元三枚。袁像银元背纹一币一文、五角五分，直径三厘米，重约六克。
我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多张以人物为主要内容的钞票，其中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发行的以袁世凯像为票面的流通票和纪念币。
1914年10月10日，袁政府为了“纪念中兴，勉励儿孙”，故意将袁世凯诞辰(1859年9月16日)9月16日改为10月10日。于是，10月10日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建国纪念日。这一天，政府还“禁止贸易”，“鸣放鞭炮”，以示“国诞”，全国各地还举办各种活动来庆祝“国庆”。
1915年“中华民国”成立纪念银元，为陈泰钧设计，广东省造，有镜面版、浅版、深版三种。纪念“共和”之新元，无面值，直径38毫米，重26.6克。
1915年12月1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野村派人将日本政府拟册封袁世凯为皇帝的“委任状”，转交袁世凯。1915年12月14日，袁政府通过日本驻北京参赞盐岛须二郎转交日政府承认复辟帝制的请求并请日政府转递天皇赐书。
1915年12月底，袁世凯派袁克文来到天津，与日本人西原龟三秘密谈判，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政府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