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文值钱吗？
从价值上讲，的确不值一提。 不过，它有一个伟大的功能——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8年6月4日深夜，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毁，张作霖重伤而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东北三省全部占领，并进一步策动分裂活动。为了转移舆论的视线，日方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此后，又有所谓“上海停战协定”和华北、绥远问题等。1935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并指使关东军以军事训练团为掩护，部署大量军队，密谋武装侵略，策动了伪满皇帝溥仪登基。
1936年1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竟公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所谓“整理河川方案”——把黄河作为防御工事，并将这一方案报请宋哲元等人审查批准。 在此前后，日寇又陆续运进海量军用物资到东北，集结重兵，疯狂挑衅。由于东北民众奋起抵抗，日寇伤亡惨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平津沦陷；9月底，日军包围天津南部的芦台镇，炮轰大沽口，攻占沧州，直抵冯玉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驻地西苑；10月中旬，沿平绥铁路向北进犯的日军，被傅作义部击退。
这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 但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仍执迷不悟，继续执行妥协政策，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中立”上，对华北的抗战态度颇为消极。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发出预警。 例如，在抗战前夕就大力主张抗日的中共驻渝代表林伯渠指出：“目前之局势，实为抗日战争准备时期，此阶段中，应积极进行抗战之各种措施，如扩大民兵组织，充实兵力，补充武器，改良装备，加强训练，改进政治工作，开展游击战术，以及建立战略根据地等工作。”
可惜，这些意见并没有能够得到采纳。 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不断败退，日军却已咄咄逼人。至1938年春，仅武汉一带就有约40万兵力，1000余辆坦克装甲车，近600架飞机。而蒋介石用于保卫武汉的兵力不过20多万，且大多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编杂牌军。
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临危受命，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 在华北，八路军进入山西、山东两省的交界处，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新四军挺进长江以南，建立了苏皖边区和苏北特区。这两个根据地的创建，极大地牵制了日寇的兵力，对全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这枚十文钢镚才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与艰难，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