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多少东珠？
清初对东珠的控制颇为严格，《禁毁纱帽顶珠石及烧埋马头》规定：“凡将马头簪饰等项，暗刻玉碧、玛瑙等块内，或施以漆彩，谓以上饰，一律严行禁止，违犯者杖一百。”由于东珠珍贵，同时又是装饰帽顶的主要材料，因而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不惜以假乱真。《国朝刊补》规定：“内府焚毁废器，其有用红宝石镶缀者，改镶东珠；有用珍珠镶缀者，改镶红蓝宝石；有用东珠镶缀者，改镶珍珠。”可见，当时的东珠和红、蓝宝石，珍珠一样，都是珍贵的装饰品材料。
关于东珠的统计和记载有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康熙十六年（1677年）的《大清会典》，该书对东珠的记载为：“以白皮细核者佳，每串凡九十有八粒，旁缀西河莲叶，冬珠冻而佩之亦响，夏珠融液而佩不治。”这就是说，东珠以皮薄、光洁、颗粒匀称者为佳，每串(悬于颈下的挂饰)九十八粒，旁边用西河(今北京西郊)的莲叶(一种水草)点缀饰之。冬天，东珠受冻，挂在脖子上亦能发出鸣响，夏天，珍珠融液(出汗)而缀于颈下，无需修理磨擦便可光亮如初。
据史载，明代建侯爵位，规定其服饰的顶戴都是用东珠(明末改用东珠串制)。入清后，皇子封亲王，冠服亦如之。而东珠主要作为颈饰(也就是所谓的“朝珠”)，或缀于冠顶，或挂于衣袖上。据《清史稿》记载：朝珠“杂饰惟欲如制，不敢侈丽。凡悬朝珠，三品以上用红丝绳，四、五品用碧丝绳，系以青丝，佩以金匙，缀于领口，或挂于袖中。举凡朝见、行礼、宴会、骑、射、万寿、元旦、端阳、冬至诸礼仪，无不摄执以进”。
在清代，东珠已不仅仅是珠宝，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权贵的象征。就连皇太后在参加祭祀仪式时，在服装上也不能使用东珠作装饰。因为按照制度规定，只有皇后佩戴东珠，太后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开始，才允许戴用。乾隆末年(1799年)，和珅在私造东珠事件中被揭发，除没收东珠以外，雍正帝曾下谕严词斥责：“此珠系皇帝御用，岂汝可将之私耗哉！今以偷犯犯法，罪不容诛。”
从以上所引《清史稿》和《禁毁纱帽顶珠石及烧埋马头》的规定看，当时对东珠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清末皇室开始变卖东珠，很多宫女也私自盗卖东珠，以致于慈禧太后从故宫迁出时，宫中丢失了大量的东珠。1925年，冯玉祥主政北京时，曾花97500元收购过一批东珠，以后又私下转卖，获得16万元的相当可观的利润。
自清代末期以来，北京从事珠宝首饰制造的“柜族”和“座贩”，几乎都有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从事珠宝批发的大经纪。这些大经纪掌握了地方珠宝业的信息，并且有专门出售旧货的店面和可靠的客户。他们的出货速度快，资金力量大，往往将别人难以销售的陈旧珠宝搜罗殆尽。于是，这些大经纪们便以低价收进，转手以高价卖出，赚取了大笔的利润。他们也和清宫里的失势妃嫔及宫女、太监相勾结，进行非法交易。
近代文献记载，上海大亨张啸林收藏有西太后(慈禧太后)的玉蜻蜓(即东珠)，有10来颗。以后，张啸林以5万元(旧币)转卖给浙江海宁王兰笙。再后来，王兰笙又将这10来颗东珠以120万元(旧币)卖给上海古玩商何东。《曲园散韵》一书有诗：“日食御膳一口唾，夜卧琼瑶枕上鸣。”说的就是何东珍藏慈禧头骨(东珠)之事。
1948年底，沈寿曾到山东青岛暂居，在此期间，她以“处理”的名义将大量珍贵文物变卖。1949年初春，当沈寿携款赶往天津时，因军统特务告密，天津市公安局警察将其扣押，从她身上搜出了9颗东珠(最大的2颗，小的7颗)。
1950年早春，公安部曾将这9颗东珠派人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同年5月1日，故宫博物院在北京饭店举办“没收东珠展览会”，公开向国内外展览。以后，这些东珠被存入故宫珍宝库房。